随着中国刑法的不断修正，自1997年起，适用死刑的罪名已从68个降至46个。特别是在2011年和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分别取消了13个及9个经济性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自2007年死刑复核权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的判决与执行数量亦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在死刑适用上的慎重态度，且这一方向较废除死刑的倡导者所普遍承认的更为深入。因此，当前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减少死刑，而在于一些倡导废死的人士将“减少”与“废除”相互捆绑，利用前者的合理性为后者的立场辩护。然而，在一个将死刑适用限制在极端暴力犯罪的体系中，推动废除死刑的提议实际上可能会削弱社会对极端犯罪行为的最终严厉约束。

此外，废死派常常将死刑定义为一种原始报复的制度化残留，然而这一看法并不全面。确实存在报复的情绪，但死刑之所以作为法律制度存在，正是社会出于对“谁来报复”以及“报复到什么程度”的规范需求。通过《汉谟拉比法典》的相关条款可见，极端行为的惩罚有助于维护法律权威，避免个人复仇行为的泛滥。因此，死刑的出发点并非单纯的“以命偿命”，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警示，表明某些犯罪行为的不可接受性。

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系统质疑死刑的正当性。他认为，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强烈程度，而在于其持续性。他的论点是，终身监禁相较于死刑具有更强的威慑效果，因为后者仅仅是一瞬间的判决，而前者则意味着长时间的监禁。然而，该推论存在致命的缺陷，将威慑简化为受刑者的痛苦程度，未能考虑刑罚向尚未犯罪的人传递的社会信号。相较之下，死刑传达的是不可逆的终点，意味着被判者将不再拥有补救或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mk官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废死派常引用的论据之一是相关实证研究未能证实死刑的威慑效果。根据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评估，现有研究未能明确说明死刑对凶杀率的影响，这表明死刑的有效性难以在多种变量中孤立分析。然而，废死派对于“无法证实”与“已被证伪”的混淆，反映了其论证过程中的基础性错误。

在中国法学界，部分学者提出的废死论证并非隐蔽，其结构性缺陷在于将人道主义推向极致，未能同时考虑法律的公正与对受害者权利的尊重。法学者邱兴隆的论证在于承认罪犯的人性，进而认为应当废除死刑。然而，这一立场未能有效回应法律剥夺生命权的合理性以及犯罪者对他人生命权的不当侵害。此外，其他学者如陈兴良更直言不讳，认为废除死刑的基础在于人道主义的选择。然而，该选择促发的伦理困境仍需深入探讨：施暴者的权利与受害者的尊严，究竟应如何平衡？

综上所述，死刑制度的存续问题并非单一面向可以解决，涉及广泛的社会、法律与伦理考量。研究表明，任何对于死刑的立场均需细致考量其社会影响及法律意义，以防止在消解极端犯罪后果的过程中导致社会正义机制的削弱。 mk官网